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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艰辛的民族

  朝鲜族进入中国的历史,大数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代。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之封建王朝的暴政统治,使朝鲜族半岛农民生活在艰难竭蹶之中。为了生存,他们被迫跨过图们江、鸭绿江,到地广人稀且统治阶级侵入朝鲜,直到1910年吞并朝鲜族半岛。血腥的屠杀和大肆的掠抢,也加剧了朝鲜边民向中国的流入。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有较多的朝鲜人迁入中国东北地区,到1945年之前,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已达170多万人。在这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朝鲜族人民为中国东北大地的开发垦殖、繁荣发展,为中国革命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朝鲜族是东北地区水稻种植的创始人,也是农业文明的早期传播者。
   据史料记载,1868年,朝鲜族农民就曾在图们江沿岸试种过水稻,1900年,才在海兰江边一些地方获得成功。到1919年,吉林省延边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公顷的规模。现在,延边地区的水田面积达到5万公顷。今天,当我们驱身行驶在东北大地,放眼那无垠的金色稻浪堆涌起的丰收景象时,我们不能忘记,是跨江而来的朝鲜族先民,带来了种子,带来了技术,带来了不惧寒凉的劳作品格;是他们为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付出了坚韧不拔的开创性劳动。在早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水稻种植集约化程度、技术含量、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看,热衷于水稻种植的朝鲜族,可谓是彼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产生于水田劳动中的“水田文化”,曾经并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朝鲜族,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取向和价值评判产生着重要影响。
   水田作业,在工艺流程上要求整体的协调性和局部的相互配合,因此,天然地具有显著地联合劳动色彩。即使是一个本事很大的人,也很难自成体系地筑坝蓄水,开渠引流。也许正是这种劳动方式内在地关联度,使朝鲜族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特别富有组织与合作的意识。他们往往习惯于在组织的系统中发挥个人的作用,实现个人的劳动价值。这也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状况普遍好于汉族生产队的一个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水田劳动的另一个特性是劳动过程的快节奏。不管你主观上愿意不愿意,赤腿弯腰在冰凉的泥水中劳动,都不可能让你四平八稳、慢慢腾腾之中去体味一种劳动的享受,明智的抉择是速战速决。这种劳动节奏也影响到其他方面。朝鲜族铲地、盖房子或干其它农活,一般都“干起来一溜风”,把一件事痛快干完了,聚到一块去喝酒跳舞,亦不乏酣畅淋漓。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大潮中,朝鲜族经商做买卖或者出国打工,对那种日积月累、节奏慢、效益低地项目,一般是不怎么青睐的。君见否,朝鲜族人士在卖瓜子、卖冰棍、修鞋补锅的行当里能有几个人呢?要干就干个见效快、收益大的,否则,宁可无所事事地在家闲着。从反面讲,这也是前些年不少朝鲜族听信“劳务骗子”的花言巧语,上当受骗,损失钱财的经济心理原因。
  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组织合作意识,随着时光的演进,已逐渐积淀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朝鲜族参与集体和社会事务的热情普遍较高,凡是需要“组织起来干”,或“在组织里干”的事情,一般都干的挺好。有人说,朝鲜族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而过分地追求享受。翻开东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史料,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群跨界而来的民族的英雄儿女,对共产党的召唤一呼百应,一批又一批主动参军参战。据统计,“三大战争”中牺牲的朝鲜族烈士仅延边地区就有13048人,占该地区烈士总数的97%以上。“怕累而不怕死”,这似乎是一个民族性格特征的巨大的历史悖论。但这个“悖论”,正是朝鲜族人民为维护民族整体尊严,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最生动的历史写照。
   现在,城市街道里选居委会主任或居民小组长,两鬓飞雪的“阿妈妮”一般都跃跃欲试。即使那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奉献性的工作,她们也都乐此不疲。相对而言,对于单门独院过日子的汉族老太太而言,就是一个月发500元工资,多少人也不愿去操那个闲心。他们的哲学道理是“还不如回家看孙子去呢”。过去,延边的农村和城镇里都有一种组织:“老人读报组”,上了年纪的人和年轻人在一起,从辈分和情趣上已不协调的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唱歌、跳舞、学文化、读报纸,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现在,“老年协会”特别是其中的老年门球协会,也是秩序井然、活动频繁的组织。众所周知,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朝鲜族演员跳独舞不见得比别人多么出色,然而,若是排练集体舞、团体操,特别是大型的集体表演,他们的组织协调天才,立刻就会大放光芒。其组织协调的水平和表演的精湛程度,在全世界都堪称一流。
   任何文化都又正负两个方面效应,“水田文化”在表现出整体性、组织性、合作性优点的同时,在追求商品和经济行为个性化的市场经济面前,也显示出来不怎么适应的窘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至少是在平原地区、水田地区、朝鲜族较为集中的地区,这几年,开始出现了一种发展不快,突破不大的状态。其中重要的原因,用一句“理论”的话说,就是资源结构的单一性与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之间,劳动方式的合作型与现代经营方式的分散性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适应这种“碰撞”,汉族农民来得挺快,因为他们几千年来就习惯了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甚至已经进入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他的境界。而对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朝鲜族农民则显然尚未顺过架来,瞩目今日田间地头,零零落落的劳动者,表现出一种缺乏激情的劳动态度,昔日歌声阵阵、欢声笑语的劳动场景,已很难见到。
   随着水田经营成本的不断增加,这种劳动的比较效益日趋低落,这无疑又给在习惯和情感上对水田劳动一往情深的朝鲜族带来了新的困惑。其实,他们心里也有算那笔帐,如果放弃水稻种植,改种其它销路好受益高的农作物,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即使是从吃大米饭这个角度看,也完全可以用劳动所得通过市场交换去实现这一目的。但是,那已经积淀为文化心理的“水田情结”,终于固执地将他们牢牢地阻留在泥水交加的稻田钳阡陌上。就像现代社会虽然有了数不尽的汽车,而牧马人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自己的骏马一样。

   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少也具有冷酷无情的魔鬼性格。它不相信眼泪,也不怎么讲民族政策。一切游戏的规则,统统围绕竞争的原则来运作。就像义和团的大道长矛,终于敌不过洋人的舰船利炮一样,在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一味的恪守传统的理念,在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看来,是该认真地思考继承与创新、保留与扬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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